《为国选士:老北大入学试题》,任羽中 主编,选士学京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 编,百余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前2024年6月版。华物
“北大老、师大穷,选士学京
唯有清华可通融”
“北大老、师大穷,年前唯有清华可通融!华物”是为国北平每一位大学生所熟知的话。我初到北大时自负年青,选士学京对这话颇不服气。百余
过了些日子有机会出城,年前走入了清华园,华物悲哀得很。到这里一比,自己果然老了!他们的学生就是年青,而且许多青年得出奇,像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尽管是蓝布大褂,但干干净净的、熨得笔挺,一张张红润的笑脸,在宽广无垠的碧草地上闪着,不容易见到北大常见的那种“老气横秋”或“自思自叹”的面孔。下课的十分钟,从园这头的工业馆,顺着对角线,赶到园那头的化学馆、地质馆去,即使是骑脚踏车也不敢走慢,于是来往如织的行人,很少有北大雍容大雅、满不在乎的“方步”。走进体育馆满屋子光着膀子的人滚做一堆,我明白这是“斗牛”,北大没有人做这种傻事。有时还看到一个光着脊梁、只穿一条短裤的人趴在晶滑的地板上,用鼻子向前拱一只小皮球,我不禁哑然笑了,怪不得,连我这做客的都顷刻感到年青了十五岁!
老,并不一定在年龄上,空气可以叫你老。走进北大大红楼,一些穿着长衫,无所事事的工友在两旁垂手一站,马上使你想到京师大学堂时“请大人立正”的威风,于是自己不觉将头微微一点,很够谱,可是立刻老了二十岁。有人说北大的工友多到每两位同学可以摊一名,这也许说得过分点,但一与三之比是有的。据说教育部派来视察的天眼查督学,曾建议裁工友,但成效似乎不多,我记得我住的乙巳楼楼下,那位老路(倒的的确确是位很好的老人)好像就成天只盘着我们三人的事。当然我们也并不会有多少事的。
初次到注册课,一屋子十多个人都是办注册的,偏偏管我那事的一位不在,于是只好站在柜台外静观办公桌上的职员先生们慢慢喝完了豆浆,吃完了烧饼果子,闲谈。好半天,那位先生来了,我说明是领入学证的,这一下坏了,入学证不知长了腿溜到哪里去休息了,翻箱倒柜也找不着,没法,只好再预备一个。这是很讲究的红色硬卡纸做的,小而俊。于是另外一位书记先生为着他那铁画银钩的书法得到了用武之地,一笔不苟地恭楷重新写起,半晌,写完,晾干,交给那位先生,这时就缺一个教务长的章子了,也是活该有事,咔嚓盖下去,偏偏盖倒了,我因为等得已久,建议“倒着就倒着吧,还不一样用?”那位先生却是守正不阿,坚持非重新再写一个不可。书记当然不会反对(他正闲得没事做)。我的腿肚子虽有点不赞成,但也没法拒绝他的好意。又过了半点钟,写妥。注册先生举起了教务长章子,我有点胆颤。总算还好,这回盖得端端正正。于是我欢天喜地地捧了这第三张入学证出了注册课。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1931年11月北京大学第一次毕业摄影。
站在那里等的时候,不知怎样想起一副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老了。
我更想起另一所学校里一位工友管着上上下下两座楼房,七八十学生的杂务。也想起另一处注册课,一个人将北大这一屋子的活全做了,而且做得没漏洞。
如果北大“老”,仅老在这种地方,虎扑则可以休矣!幸得还并不如此。
当你下课回宿舍,迎面走来那头发花白的老门房,一言不发地从一堆信里捡出一封来给你,没错,准是你的。也许你诧异你搬进来才几天,这几百人中他怎会认识你?不相干,岂在乎你这一个!他脑中一本四十年雪亮的账,当初谭平山住的是那间房,顾颉刚和毛子水是同屋……他可以如数家珍地告诉你。
摩挲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累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我们埋头,从图书馆、实验室中去建立我们国家的新文化;我们苦斗,在学生运动中写上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史诗。北大的历史愈古老,北大的精神更发扬!文化教育都不是一朝一夕能有成就的,北大地质馆里几十年收集编制的标本图表,物理化学实验室里精美的仪器,图书馆中一年比一年多的图书,没有一处不使我们感到“北大老”的可贵!
现在这一切好的坏的老北大全给敌人破坏了,我们要打回去,用年青的勇气,重建起年青的“老北大”来,去掉那一切腐旧衙门气,那么北大之“老”才是百分之百地值得骄傲了!
谈北大自不能不谈
北大的吃
吃,在人生中是一件天天接触,不可或缺的事,是一件极重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件极愉快的享受,谈北大自不能不谈北大的吃。
北大的吃是自由的,方便的,价廉物美的,各得其所的,比较上说来,问题之解决是容易的,因此在享受上是愉快。
北大的吃是绝对自由,爱怎么吃就怎么吃。这种自由在初享到的人实在有点不惯,尤其对于过惯了规律生活、集体生活的人看来,简直有点像在黑地里的人,蓦地进入了照耀着五百支光的电灯前一样,有点眩。我自己是过了上十年教会学校严整生活的人,尤其在北大前,整整二年,是闻锣而食(那学校很保持着山东的旷野美,吃饭是以声闻数里的大锣为号召的),聚桌而餐。到了这里,没有了,什么也没有,锣声、钟声、号声、铃声、哨声全没有,来叫你吃饭的,唯一的是你肚子里的肠鸣。如果有时出于偶然的机缘,你没有注意到这肠鸣,则活该,你这一天可以想不起吃饭。我自己就有过一回,我相信北大的同学不少有这种经验的,为着赶点东西,从早上坐下,待到抬起头来,糟糕,已经三点多钟了。这在别的学校里是不大可能的。
对于吃饭的方式你可以随意选择。包饭可以便宜些,一月通常自六元至八元,但吃包饭的似乎不多。为什么?因为它违反了北大的自然规律——自由。在实际上说,包饭确有它不便利处。譬如你住在三院,每天到一里外的一院上课,或一里半外的二院去实验。你将饭包在三院,则上完课特为赶回吃一顿午饭非常别扭,如果包在二院西首的西斋,则你下午也许上了一堂课,就没有了,还能为这一顿饭老在西斋晃?更何况有时你还会到更远的北平图书馆去,赶回来的车钱就够你在外面吃一顿了。而对于包饭的人少回来吃一顿就是一次损失,这种损失加上去,也许还不如零吃便宜。因为在北大附近,零吃实在是太方便而价廉了。
沙滩一带,像公寓一样,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去,花半个钟头工夫(一般效率都非常高,很少叫你候到半点钟以上的),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你的肚子。两毛以上一顿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是在沙滩第一流的馆子,福和居之类,吃到两菜一汤,而菜还是时鲜,才会如此。普通客饭一荤菜(如北大的特菜“张先生豆腐”之类)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已经比今日八百元一月的饭强了,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足够。馅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而最经济是吃面,三碗面皮六分,小碗麻酱四厘,六分四吃得饱饱的了。如果,你不在乎自己“大学生”的虚面子,上汉花园那小食摊上和洋车夫并排坐在那矮长凳上啃大饼(的确有这种受经济压迫的苦学之士),自然更可以省钱。反之,如果你想来一次豪举,邀上一两个同学到市场上去吃东来顺,要上一桌子菜,大盘小碗甜的咸的都有,一次也不过八毛几。写到这里几乎使人想到“尧天舜日”。自然我们更看清楚些,就明白那只是“燕巢危幕”而已。
北京大学电化学实习室。
我们上面提到的福和居,是一家四川馆子,本来在景山东街路南,后来扩展到路北,占了三开间的铺面,菜做得确乎不错,虽是最贵的,但仍生意兴隆。普通典型一点的饭馆是二院斜对过东面的中山食堂,西斋斜对过的华盛居,东斋隔壁的海泉居,汉花园路南的某饭馆。海泉居后来虽然关门了,但它楼上壁间挂的那副署名“胡适之贺”(也不知哪位同学开的玩笑)的对联:“学问文章,举世皆推北大棒!调和烹饪,沙滩都说海泉成!”确乎吸引了不少的顾客。
以卖面食为主的,东斋对过有两家。但我要特别提到的,一是北池子北头的一条龙,一是景山东街路南的悦来居。一条龙以拉面见长,吃起它那炸酱面来,一根根到口里咬着都有斤两。悦来居则以稳快价廉著称。什么都有,家常、荷叶、馅饼、炒饼、炒面、烩饼、汤饼、片儿汤、豆沙包、肉包、花卷、米饭、炒菜……到这里稳可以有你爱吃的而且口味还都不坏。买卖是真好,可是只要你点得不太特别,很少叫你等得不耐烦。不过说来抱歉,当北平陷敌后我走出时,还欠了他们好几块钱账。当时曾许下愿打回来时以百倍偿还。想不到现在物价竟然超过百倍了。
当然我们决不能遗漏西斋的食堂。这里的老板据说自光绪年间就包下来了,的确是价廉物美,比沙滩普通饭馆的便宜又胜三分。它这里的小盘小碟小馒头出品,馒头向例两个对粘在一起,也不知他怎样蒸的。菜少则四分一碟,八分一件的已是很好的纯荤菜了。因为碟小,所以可以多叫几样而仍可以吃光,不像别家大盘的单调,浪费。三院有它的分号,但不知为什么,总办不了西斋那么好。
我还应当提到另外一种吃法。当我们没有课,在宿舍里不愿意出来时,每每叫我们的老路出去拿一毛钱买十个包子或烙两张饼加葱花麻酱。这样吃分外节省时间,还香了一屋子。
如果你常去北平图书馆,你一定也不会少在那桌子洗得发亮的食堂(真称得起模范食堂!)内享受那两毛钱一顿两菜一汤,大蒸糕和米饭。
至于早点,则有上中下三种吃法。上等的在一院对过吃那五分钱一件的西点,喝西米粥或糖牛奶。中等的在东西斋对过面包铺喝“酱冲整”,吃豆沙、山楂面包。下等的在沙滩路口,风雪无阻,有一位和善的老头歇着一挑担子卖三大枚一碗的杏仁茶。这浓腻香甜的杏仁茶啊,配着那才炸出来的焦黄果子夹热烧饼,有六年没有吃到了!我想念,它点缀着北平,点缀着北大,使我们格外地想念那可爱的遥远的北方。
图书馆和图书,
北大是很如人意的
从一个文学院学生之眼中看起来,最重要的两件事是课程和图书,就这两方面说,北大是很理想的学校。记得我第一次站在布告栏前,看着那公布的课程表时,我目迷五色,像一个乡下人进了城,更有点像老饕坐在餐桌旁,看到了一张最丰富精美的菜单,样样都想尝,可是肚子装不下这么多,点了这样又舍不得那样,单单史学系本身开的课就整整三十门,几乎每门都是著名的教授讲他最见长的功课。其他政治系所开张忠绂先生的中国外交史,经济系所开陶希圣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系所开胡适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哲学系所开……都还在外,怎样办呢?
依照规定,我只要选两门六个学分就够了,结果我乱七八糟旁听了十几样。从一年级的必修课听起,直听到西洋史,皮名举先生高亢的湖南国音,可是仍旧不能不放弃了顾颉刚、傅孟真(斯年)等先生的课。当我向文学院院长室秘书卢迪曾先生请求下条子发这课的讲义时,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听这许多课干什么”,果真,这许多课把我忙了个不亦乐乎。不到一个月,一门门地被迫放弃,结果精力只够应付在几门上,可是这几门课对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例如赵万里先生的中国史料目录学,虽然只是史学入门的课程,但他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史料的来源、内容、演变、分散情形、重现经过、可靠性等……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介绍给这班青年史学家。也不知他怎么对于史料这样熟,真所谓“如数家珍”。就凭这一课就使人不能不羡慕北大史学生的幸福。
除了多之外,北大课程之另一特色,是专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课,在别的学校绝不会开的,它这里有,例如梵文,例如佛学。常常北大用最重的待遇礼聘这种绝学的学者,一年只开一门课,每星期讲一两点钟,而这种课常常只有一个人听。
这在经济上讲,也许是不划算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啊,这里再不养这种专家,则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也许就绝种了。
也正因此,所以北大格外欢迎“偷听生”。
北京大学图书阅览室。
北大学生的畸形发展和课程可未始没有关系。他们一入校就分了系,而所有的功课都是年课(year course),一开就是一年。本年开的,下年多半就不开了。史学生在四年中如果仅仅将中西史基本课程从头选一遍都得赶着赶着紧紧凑凑地选才不至于遗漏。连文学院别系的课都难去上了,哪里还有工夫像清华学生似的去学生物、物理。
至于图书馆和图书,北大是很如人意的。图书馆大楼二十四年秋方才落成启用,立体式凸字形的建筑。后面那尾巴是书库,前面朝南的两翼,包含着东西上下四间大阅览室,楼下西间是中文阅览室,东间是外国文阅览室,楼上西间是杂志阅览室,东间是特别阅览室,因为已经足够用了,特别阅览室通常总是锁上的。每间阅览室,四壁都粉刷得雪白,而其中间两面,开着自天花板下垂,直到齐腰的最新式铁格大玻璃窗,窗内张着厚厚的深色大窗幕。
冬天时从南窗晒进一屋子的太阳,光明而温暖,夏天则厚厚的大窗帘可以将东西晒的炎阳挡了出去,而在室内留下清凉的福地。廿来张大阅览桌,整整齐齐地排列成两排,每张桌两旁整整齐齐放着八张很舒适有扶手的靠背椅。每个座位前有一盏漂亮摩登古铜支架的桌灯,电线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只要在那玲珑光滑的小钮上一旋,就可大放光明。靠北墙从这头到那头一字排开放着一式一样高低、宽窄厚薄的大书架,架上放着普通参考书。
中文阅览室,架上是二十四史、九通、百子、各大家文集等等一式的蓝布壳子,外面贴着一样大的白纸标签,满满占了一壁。外国文阅览室架上则是大英百科全书(好几种不同的版本),法文百科全书,日、俄、德、法、英各国的字典辞典、名人录、年鉴等。杂志阅览室则是最近到的新杂志。这些架上的书是听凭取阅的。每室入口的北手,有一个小柜台隔出来的角落,里面坐着图书管理员,也有些书架,若干地图、辞典放在架上。这些和中文阅览室南墙靠窗玻璃柜中所装的新书,是须开条子将借书证抵押在管理员手里才能借的。
阅览室的门都开向当中的大厅,厅中北部一个大柜台,这是通向书库的总出纳处。较专门一点的书,得向这里用借书条递进书库里去取,北大图书目录片虽尚未编好,但也有一种特殊便利,你只要开出书名、著者、版本送进柜台,管理员自会替你去找,不必自己弯腰驼背地去翻目录片,北大藏书相当丰富,我常为着一些问题,动员好些版本的正史。从检查便利的开明版二十五史起,到五洲同文本、汲古阁本、局本、殿本、百衲本、明南监本,以至于元版宋版,得心应手地取来,而每每因之查出许多世传的讹错是由于后来版本之误刊,这种快乐是很珍贵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善本书书库。
有一次陈受颐先生领我们进书库去看有关中西交通史的书,上上下下走了一遍,他时而拿起一本大而厚的洋书来,里面的字花花哨哨的我认不得;时而捡出一本金碧辉煌文字像画图似的经典来,说是十五世纪欧洲修道院的手抄本;时而拿起一堆小小六十四开的本子,说这是在巴黎冷摊上访来的,全世界只剩下了几部;时而拿起平平凡凡的一薄本,说这是全东亚(包括日本)唯一一的一册。我只有张大了嘴惊叹,敢情北大还有这么许多宝贝。
走过善本书部,一眼看到架上卧着的一部“第一奇书”,我不禁微微地笑了。介绍北大自然不应当忘记了它。
这还是那年冬天,图书馆里生着暖暖的水汀,在阅览室里看见一年级几个平时乱蹦乱跳的小弟弟,忽然都一动不动地捧着本大大的线装书在用功,两只眼直盯在上面移动,微微的有点晕场,脸上红红的,像是在吃着一种醉人的甜果。叫了他们一声,抬起头来笑了笑,又低下头去,有点懒得多说话,也懒得动。“什么迷人的东西?”劈手抢过来,原来是第一奇书,还有图呢。我另捡起一本站在旁边看,慢慢地就着他旁边坐了下去,这一坐就坐了一个多钟头。还好,就凭着这一次偶然的巧遇,我见识了北大这著名的校宝,到北大来而不看一看它,是有一点对不起自己的。
其余的宝物还多得很,现在大概全部被敌人掠夺了。我们不要忘记在第二次马关条约时,清算这一笔要账。
本文选自朱海涛的《北大与北大人》,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朱海涛
摘编/何也
校对/ 刘军